2015年8月7日，85岁的尉健行在北京医院病逝。8月16日，他的遗体被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，国家领导人悉数参加了他的追悼会。

对于他的去世，或许有些人会暗自庆幸，因为老人在世的时候，被誉为“当代包青天”，处理起腐败问题时毫不手软，查办多起重点案件。

尉健行老人在世时，曾担任中纪委第一书记。1995年，他空降北京兼任北京市委书记，而且兼任了两年时间，这种经历在我党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。

那么，尉健行有着怎样的传奇经历？他又是如何开展工作的呢？

留苏归国，扎根东北

1931年，尉健行出生在浙江新昌的一个教师家庭。那个年代当教师，充其量能糊口饭吃，再加上尉家兄弟姊妹众多，尉健行的童年过得十分艰辛。

尉健行从小就喜欢读书，总是提前到学校。可家里买不起时钟，他只好凭窗户透进来的阳光判断上课时间。年长的人应该有着类似的经历，有时候到学校还是三更半夜，有时候天已经大亮了，堪堪迟到。

即使战火纷飞，即使家庭贫困，都没有影响尉健行的求学之路。在县里念完初中后，尉健行考上了上海光华大学附属中学。1949年9月，他又考入大连工学院（今大连理工大学），成了新中国的第一批大学生。

后来留校当教授的卢杰持老人回忆说：“我和尉健行一起从上海到大连，是同班同学。我们机械系两个班六七十个学生，只有三个党员，尉健行就是其中的一个。”

尉健行成绩突出，团结同学，威信很高，入学不久就当上了班里的团支部书记。他喜欢看苏联小说，喜欢保尔.柯察金，同学们就给他起了个贴切的外号——“卢奇噶”。卢奇噶由俄语直译过来，是“钢笔”的意思。

抗美援朝的时候，尉健行虽不能上战场，但情绪高昂的他，常常在班里领唱《英雄们战胜了大渡河》。尉健行毕业后多年，这首歌仍是大连工学院机械性的“系歌”。

1953年，尉健行实现了自己的愿望，前往苏联留学，两年后学成归国。这样一位高端技术人才，自然得到了组织的重用，尉健行被分配在东北轻合金加工厂，从此扎根东北数十年。

在基层工作期间，尉健行凭借强大的专业知识，攻克无数技术难关，还撰写了长达46万字的工业管理材料。因为表现突出，仅仅几年时间，他就当上了车间主任，为以后的从政之路打下了夯实的基础。

担任中纪委书记，派人蹲点抄车牌

十年特殊时期，尉健行的工作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，直到70年代才恢复工作。1978年，经过多年磨砺，他当上了厂里的书记兼厂长。

1980年，是改变尉健行人生轨迹的一年。在东北艰苦工作数十年的他，被评为哈尔滨市特等劳动模范、黑龙江省特等劳动模范。也是在这一年，他被送去中央党校学习，步入政坛。

当时，尉健行恰好符合邓小平选拔年轻干部的条件。1930年后出生的他不仅正值壮年，还在国营工厂运营中积攒下丰富的经验，并当选省劳模。因此在1981年，尉健行党校毕业后，他的政治生涯迎来腾飞，被任命为哈尔滨市委副书记兼市长。

接下来11年的时间里，尉健行的仕途一帆风顺，调任北京担任全国总工会副主席、中组部副部长、监察部部长等职。

担任监察部部长期间，尉健行发现了对外经济交往中的不少问题。他在会议上指出，有的人同时扮演两种身份，既是外商代理人，又是国内买主。这些人与外商勾结起来，高买低卖，坑害国家和群众。因此尉健行要求，半年内将对外经济合同清查一遍，刹住这股歪风。

尉健行杰出的领导才能，得到了组织的关注，也获得了乔石的赏识。两人可谓是老相识了，在光华附中读书期间，尉健行就是乔石的学弟，乔石还是他的入党批准人。尉健行担任中组部副部长期间，部长正是乔石。乔石格外欣赏这个厉害的学弟，将相关管理经验倾囊相授。

1992年10月，尉健行成为继陈云、乔石之后，中纪委的第三任书记。不过与前两任政治局常委的身份相比，尉健行“只是”政治局委员，他的压力和考验是相当大的。

不过，尉健行并没有畏手畏脚，他迅速投入工作，提出了“三格局”：第一，领导干部廉洁自律；第二，纠正部门不正之风；第三，查出大要案。

据某位领导人回忆说，当时，北京东华门有一家专门做潮州菜的餐厅，前去吃饭的人络绎不绝，还包括不少干部。尉健行得知后，立刻派人到饭店门口蹲守，抄车牌，曝光。三个月后，这家饭店就关张倒闭了。

兼任北京市委书记：宁得罪少数人，不得罪老百姓

担任中纪委书记期间，尉健行兼任过许多职务，包括全国总工会执委会主席、北京市委书记。

1995年，王宝森案发，陈希同引咎辞职后，尉健行临危受命，担任北京市委书记。他兼任此职两年时间，在我党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。

尉健行剖析王宝森案件时曾强调，纪检部门要主动出击，对土地承包、股票、贷款进行严格审查，防止权力过大或权力滥用。

1996年，中央下文规定，被领导机关无偿占用的交通工具、通讯设备必须归还，并不再占用。可王宝森案发后，这项规定仍难以执行。

在一次干部大会上，尉健行罕见动怒，责问在场干部：“我们市委12名秘书，竟有11部车。这些车哪来的？为什么不还给基层单位？”

尉健行毫不让步，按他的话来说：宁愿得罪少数人，也不能得罪老百姓。

1995年，北京进行城市总体规划时，尉健行专门强调，要多建百姓去得起的饭店、连锁店、体育娱乐场所，高尔夫这样的高端娱乐场所不能多。

2001年尉健行到宁夏考察时，他再次强调，禁止领导干部利用职权，为配偶、子女办企业提供便利。

尉健行的下属，原纪检监察学院副院长李永忠曾谈过关于尉老的一件轶事。

1995年中纪委五次全会召开前，尉健行举办了一场小型座谈会，请了几位省纪委书记。会议举行期间，65岁的尉健行没有准备讲稿，条理清晰地分析了许多具体问题。

担任现场记录员的李永忠感慨说：“他的讲话记录不用任何修改、加工，就是一篇立意深刻的论文！”

严于律己，不为家人谋私利

2002年，尉健行离开领导岗位，退休安度晚年。在任期间，他为国家和人民做出卓越贡献，本人却十分低调，严于律己，从不为家人谋私利。

尉健行在中组部工作时，他远在浙江老家的父母经常生病，女儿大学毕业准备出国留学，哪哪都需要钱。按说作为部长，尉健行只要动动手指，就能解决家庭困难。可他没有朝组织伸手，转而卖掉了老家的三间房子，凑够1.8万元给父母看病，给女儿当学费。

尉健行的兄弟姊妹也没有跟着沾光。他的小妹尉丽莉为了让大哥在北京安心工作，毅然辞去了工厂的工作，一心在家里照顾父母。

尉健行和夫人张勖华上大学期间就认识，从苏联返国后结婚，夫妻感情一直很好。可因为一件事，尉健行罕见向夫人发了脾气。

那时尉健行在东轻长工作期间。一次，他乘坐厂里的汽车去哈尔滨开会，妻子碰巧也要去哈尔滨，提出搭他的便车。但尉健行一口拒绝了妻子的请求，斥责道：“这车是厂里给我工作用的，家属不得沾光。”

没有办法，张勖华只好目送丈夫上车，自己又坐班车去了哈尔滨。

尉健行的小儿子也体会过父亲的“冷酷无情”。那一次，他患上风湿病，张勖华火急火燎给丈夫发电报，可尉健行在南京开会，没能赶回来。

尉健行严格要求家人，对下属却十分包容。

1994年，尉健行结束上海之行后，顺道回了一趟浙江老家。回去的时候，他要求不带任何干部，只带了一名秘书，乘面包车回新昌。

可县里的领导不放心，悄悄派几个便衣民警跟了过去。尉健行火眼金睛，认出了民警的身份。但他没有责怪，而是敞开房门，请大家到家里吃宵夜。

尉健行官至正国级，却从不收礼。随行的工作人员不解：“跟尉书记走了一路，多年来少有的饿了肚子，还一件礼品都没有。”

2015年8月7日，尉健行在北京病逝，走完了85岁的辉煌一生。